顶端新闻记者 张茹
张况，当代诗人、辞赋家、书法家、文艺评论家，1971年生于广东五华。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新古典主义历史文化诗歌写作的重要代表、中国长诗写作倡导者。
张况
在本次访谈中，张况系统阐述其“新古典主义”诗学主张：以当代生命痛感激活沉睡的文化符码，熔铸民族精神的新利器，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一条区别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本土化路径。谈及《中华史诗》，他强调诗人与史家的本质差异在于探寻“心与道”，秉持“诗性正义”对秦始皇、曹操等历史人物给予富有人文温度的再审视。
作为长诗倡导者，他拒绝僵化标准，主张以语言“密度”与“张力”规避诗意稀释；身为地方作协主席，他自视为“文学义工”与“摆渡人”，通过品牌活动为城市注入灵魂。面对质疑，他坚信真正的家国情怀最具个人体温，其创作是对过度私人化写作的自觉补充。
中国新诗必须找回自己的“文化祖籍”
顶端文学：你被文学评论界定位为“当代新古典主义历史文化诗歌写作的重要代表”。在你看来，这一诗学主张中的“新”字究竟新在哪里？它是否有可能为中国当代新诗提供一条区别于西方现代主义路径的本土化诗学方案？
张况：很高兴接受顶端新闻采访。说起这个“新”字，其实是我对传统与现代之间一种“血缘关系”的再思考。所谓“新古典主义”，并非简单地回到古代，回溯唐宋，更不是用现代汉语去翻译古人的诗歌作品和复杂情绪。这里所谓的“新”，在于用一种当代人的生命痛感和历史洞见，去激活沉睡的文化符码。打个比方，如果说古典是祖先留下的青铜器，那么我们当代诗人的使命，不仅仅是把它们供在博物馆里，而是要更进一步地用时代炉火将其熔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其新内涵、新精神，锻打出属于中华民族气质和中国精神的新利器，去开拓新境界。这种“新”，是让历史在当代语境中重新获得呼吸。至于本土化诗学方案，我认为这绝非唯一之路，但我坚信，中国新诗要想真正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就必须找回自己的“文化祖籍”和文明密码。西方有西方的神话与悲剧，大中华有绵延不绝的文明与史诗。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而应该用东方审美、东方智慧去处理东方经验，这本身就是一条极具可能性和可塑性的康庄大道。
顶端文学：你用近二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了10万行21卷《中华史诗》。在叙事文体如此发达的今天，为何一定要用诗歌来重述中国历史？当你在诗中处理秦始皇、曹操、隋炀帝等历史争议人物并给出与史学家“有较大出入”的判断时，你的诗学依据和情感逻辑是什么？
张况： 历史记录的是“事”，而诗歌探寻的是“心”与“道”、根与魂。史学家往往用刀劈斧凿的直白逻辑去给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盖棺论定。而诗人则不同，诗人是用体温去焐热那些冰冷的骨骸、已逝的激情。我个人的创作源于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历史使命感，中华民族需要一部全景式的史诗去弘扬民族精神，所以我致力于用诗歌形态挖掘中国历史的深层宝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华史诗》中，我笔下的秦始皇是中华民族最初雏形最早框架的奠基人，是捏合皇舆、修筑长城、抵御外侵的伟大英雄，是不折不扣的千古一帝；我写曹操，看到的不只是《三国演义》中的“奸雄”脸谱，更是一个在东汉末年乱世中竭尽股肱之力试图缝合苍茫华夏版图的王者、叱咤风云的孤勇枭雄、建安文学大家；我写隋炀帝，看到的也不只是他“暴君”的偏颇一面，而是一个以万民为念、以万世基业为怀，开凿大运河，企望贯通南北血脉的理想主义者。
我的诗学依据很简单，那就是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外，还强调一种“诗性正义”，更关注人性深处的挣扎、时代的局限以及个体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呈现。事实上，我们至今仍在享受这些伟大历史人物带给大中华的历史红利。中华一统的皇舆还在，秦长城还在，而秦嬴政早已不再；中国北方还在，建安风骨还在，而孟德公早已不再；结束南北朝分裂的大功还在，大运河还在为我所用，丝绸之路还在发挥余热，而杨广早已不再。当历史尘埃落定，诗人有责任拂去其表面的标签，去倾听那些被正史淹没的叹息和无奈。
每一行诗都是短兵相接
顶端文学：在完成《中华史诗》这一庞然巨制后，你又沉潜五载，写出了20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赵佗归汉》，并获得广东省“鲁奖”。从诗人的天马行空到小说家的缜密逻辑，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状态之间切换，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张况： 我一直觉得，写诗是“飞”的艺术，而写小说则是“走”的艺术。写《中华史诗》时，我像一个炼金术士，在语言的高温中寻找瞬间的爆破点；而写《赵佗归汉》时，我则变成了一个泥瓦匠，一砖一瓦地重建两千多年前的大秦帝国、南越国，与秦始皇心静气和对坐对话，与南越王赵佗共话桑麻。最大的感受是学会了“节制”与“沉潜”。小说家讲故事的缜密逻辑像一条缰绳，拉住了我诗歌中偶尔可能失控撒野的那匹神骏。这种反哺无疑是巨大的：它让我在诗歌的结构上更加讲究建筑的对称美，在叙事上更加注重细节的肌理感和层次感。如今之我，写诗时，仿佛站在两百万字历史小说所赋予的厚实土壤上，背后有秦风汉韵加持，让我下笔更加笃定，情感扎根更深，作品也更见哲思与禅味。
顶端文学：你被称为“中国长诗写作倡导者”，却同时坦言“中国新诗远未达到制定美学标准的境界”，并提出“没有标准就是最好的标准”。这究竟是一种姿态，还是一种深刻的美学判断？在十万行的庞大体量中，如何规避诗意稀释的风险？
张况： 倡导长诗写作其实始于我早年的史诗写作理想，我是身体力行者，也是史诗写作的践行者，这是对大中华文明的一种深刻的敬畏，也是我秉持开放诗学思想的肇起。所谓诗学“标准”，我认为一旦固化，就会变成扼杀创造力的铁律。中国新诗跌跌撞撞走过百年，它的可能性还远没有被穷尽，远未被正式定义。我所说的“没有标准”，实则是拒绝僵化、拒绝圈子、拒绝模式、拒绝审美霸权的原意。我认为真正的标准，就在每一位严肃诗人的内心里，在每一行能打动后世的诗句中。我主张将中国历史与诗歌创作结合，追求史与诗的转化，以新古典的苍茫意象，激活后现代性先验笔触，构建起贯通古今的诗意桥梁。
我的创作理念是“为大中华立传，为国家写作”，这命题其实并不大，我希望通过家国情怀导向，唤醒读者对中国历史长河发展与进步的记忆，传递国家完全统一、民族团结进步的正能量。关于诗意稀释，这确实是长诗写作的致命风险点，普通写作者容易被设伏，容易踩坑。我的规避方式主要聚焦于诗句的“密度”与文字“张力”的极致追求，尽最大可能做到据实臧否、张弛有度、笑骂得体。事实上，在《中华史诗》创作中，我要求自己每一行都必须有“干货”，必须拒绝水词，拒绝无病呻吟，拒绝无意义的堆砌。我的史诗写作是对中华文明的寻根之旅，把十万行看作是十万次短兵相接，每一章、每一节都必须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思想爆破点。就像万里长城，它不是绵延不绝的土堆，而是由无数个坚固的烽火台连接而成，能让有心人既见到血肉，也触摸到骨头，感受到骨气。
诗歌不能只有私情和低语
顶端文学：作为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佛山市作家协会主席，多年来你策划了中国长诗奖、腊八诗会等中国诗歌界重要活动品牌，深得诗歌界好评。你如何理解地方作协主席这一角色的公共使命？
张况： 地级市作协主席实际上就是“文学义工”，但我一直将它视为一种“文化托命”。我的公共使命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发现新人、挖掘新人要有长远眼光；推动创作、营造气象要有大力度；发展文学事业要有大胸怀、大格局。佛山是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大市，也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文脉的全国文明城市。作为佛山作协主席，我已连任两届，不日即将卸任。任内以重点文学活动为抓手，推动不拘一格的人才队伍建设、新人新作推介计划，力求出新出彩，我不做高高在上的裁判员，常做“摆渡人”“后勤部长”角色。尽可能把优秀诗人、作家推向彼岸，把全国的眼光吸引到佛山来，为广东文学、为佛山文学增光添彩。
中国长诗奖已成功举办十届，先后奖掖全国近三百名优秀诗人。中国长诗奖的设立，就是旨在给全国诗歌界甘于寂寞、从事长诗创作的探索者送去该有的致敬和鼓励。一个城市如果只有钢筋水泥，那是冰冷的丛林；有了诗歌，它才有了体温和灵魂。广东就是这样一块神奇土地，佛山就是这一座美丽城市。
顶端文学：你多次强调“为祖国抒情、为人民抒情是我的职责所在”，甚至说“爱国情怀是刻在骨子里的”。然而在当代诗歌谱系中，宏大叙事与家国情怀的书写曾一度被质疑为“主题先行”或“道德绑架”。你如何回应这种质疑？你的创作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对过度私人化写作的一种自觉矫正？
张况： 我从来不觉得“爱国”需要遮遮掩掩，甚至认为“爱国”是一个人天生就该具备的品质。我的爱国，不是空洞的口号堆砌，而是对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山河、每一段历史、每一个苦难与辉煌的细节的深沉凝视。质疑“宏大叙事”的人，往往是因为看到了太多虚假的、高亢的、失真的抒情。我认为，真正的家国情怀，恰恰是最具个人体温的。因此任何“道德绑架”都是对诗歌和诗人的不尊重，是对爱国主义的误读。我写《中华史诗》，是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作为个体的“我”与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之间那种血脉相连的命运感。这不是“主题先行”，而是情感饱和后的自然喷发。
至于过度私人化的写作，我不反对“私语化”，甚至对“口语化”也持包容态度，但我认为当下诗坛、诗歌写作者若只沉溺于杯水风波、琐屑欲望和国外舶来，那么中国诗歌将会有失去精神钙质的危险，这绝非杞人忧天。我的创作算不上“矫正”，权作是一种“补充”吧。我想告诉世人的是，诗歌除了可以有私情与低语，还可以黄钟大吕；除了眼前的琐碎枝节，还可以有无尽的沧海桑田。
本文图片由张况提供。
张况，当代著名诗人、辞赋家、书法家、文艺评论家，1971年生于广东五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中华诗词学会诗书人才扶持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新古典主义历史文化诗歌写作的重要代表、中国长诗写作倡导者。著有长篇小说《赵佗归汉(五卷)》《雅土》《小镇上的鼓手》，大型历史文化长诗《大秦帝国史诗》《大汉帝国史诗(上下)》《三国史诗》《大晋帝国史诗(上下)》《大隋帝国史诗》《大唐帝国史诗》等文学著作35部，主编诗文选30部；出版《唐诗钢笔书法字帖》等9种；曾为全国近400位作家、诗人、艺术家作品集作序、题跋，为200多位文艺家作品集题写书名。系中国国家艺术基金获得者、第十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奖终评提名奖获得者、第十一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双奖”获得者、全国李白诗歌奖一等奖获得者。鲁迅文学院首届诗歌高研班学员，两次出席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业余工书法，系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席团委员兼学术理论研究部副主任、广东省硬笔书法协会副主席，曾多次出任全国硬笔书法“国展”、大赛终评委兼学术报告撰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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